同样，我们要把文本所言内容当作"完满真理"。
根据这项政策，华盛顿大学在学生录取中，对少数群体的申请者给予了照顾。这些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法律发展中，司法的作用十分突出。
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论据，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但是，"法官这样做可能在法学院的讲座中赢得喝彩"。其中"认真对待权利"的名言和权利"王牌"的隐喻，令人印象深刻且影响广泛。它主张，从长远看，政府在制定并执行有助于最大平均福利的政策，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时，就达到了平等的关心。（2）关于政策违反原则，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功利主义平等观的分配，会为了整体利益牺牲个别利益。但在这之前，公民必须服从该法律。（5）宗教法通常是属人法，主张对国土之外的教徒也具有效力。
这种现象因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秩序而异，因社会的演进和发展阶段而别。此外，法理学还应对一些部门法的重大前沿问题做出回应，例如安乐死法律问题、克隆人法律问题、环境法伦理问题、网络中虚拟社会法律治理问题以法律全球化问题等。（5） 在学术分工上，中国法理学已经形成了多元化格局，有些学者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有些学者注重实证调查。在许多社会中，法律与非法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边界难以确定。
第一，法律主要出自政治权威，即所谓"宪令著于官府" ，至少法律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认可。（3） 法理学研究虽然出现了多元格局，但混乱的势头已经初露端倪。
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正义的实现虽然不仅仅凭靠法律，但往往离不开法律。（2） 在关注的重点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法理学研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进行大量的实证调查研究，揭示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些冲突，如外来法律与本土情境之间的冲突，现代法律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国家统一的法律由于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以及法律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等，在研究的基础上，法理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前者主要是从立法上考量人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后者则是从司法视角强调法律适用上一视同仁。同样，现实中的现代法治国家，总是以具体形态而存在，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总是难以完全符合常规。
在这三种法律形式中，原则之法具有最高地位。种种迹象表明，法律全球化导致了法律的趋同，也同时导致了法律的趋异。在不同社会中，法律的历史演进，如同他笔下的各种城市，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反之，谁握有了制定、执行和适用法律之权，谁就掌控了政治统治权。
同这种理念相对应的实践，是自由放任时期的"小政府，大社会" 法治模式。例如，美国当代许多迎合大众文化的影视剧，都对司法判决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样，人们一旦进入了某个法学派的语境，就可能被其说服和"俘获"，而排斥其他法学派的观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并不全都意味着进步，而是伴随着压迫、战争和殖民主义，引发了许多新的冲突和问题，因而"现代性"除了已经受到原教旨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的激烈批判和攻击，还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强烈颠覆和解构。
在现代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重视运用法律调整政治、经济和其他关系。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对于正义秩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分析，以及斯多葛学派所阐发的自然法学说，都包含着法理学的思考。当时，法律现象具有自发的特征，还没有成为人们反思和构想的对象，因而即便具有类似"法理"之类的隐喻或格言，也不会产生独立的法律知识和系统的法学理论。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受到特定历史或传统影响的观念或态度。在大多数初民社会，法律没有形成独立的"领地"，与宗教、道德和习俗几乎融为一体只要能够形成自由的政治文化就能够培育出相互承认的基本权利和"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公分母"，借助这种"公分母"，现代的多元社会和不同生活方式可以同时保持多样性和整体性， 由此可以缓解民族国家概念所包含着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
在这种"风险社会"中，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无法幸免这些威胁。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当今时代，"世界公民状态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即使我们离它还相距甚远"。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试图运用法律管理事务和协调生活关系的共同体可以称之为法律共同体，现代社会通常都是法律共同体。哈贝马斯坚持认为，权利在成为权利之前必须经过商谈过程。
这两种法范式对于权利的理解都存在问题。另外，将权利托付给国家的实在法，其前提是这种法律应具备合法性。
就实际的过程而言，它们并没有先后的顺序，都源于以商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立法过程，是一种内在关联的同构关系。如果说私法秩序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易的架构，那么主观权利就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按照实证主义的主张，人权应以体现在实在法中的权利为限，并不存在凌驾于国家法之上的人权。他认为，公共领域应是指观点、意见得以交流的网络和沟通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空间。
其次，哈贝马斯突出强调权利具有法律的性质，这意味着权利可以具体化和个别化。（3）政治公共领域的功能。
换言之，如果说合法之法源于公民的自我立法，那么，合法的权利也应源于公民的权利自赋。然而，在诉诸"丛林规则"的"自然状态"下，缺乏任何权威的社会组织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诉求机制，因而"自然权利"毫无保障，不得不诉诸结果极其不确定的自力救济。
在这些权利中反映的是同时处于原初状态的公民的横向社会联系"。哈贝马斯对这个世界历史进程虽然持论乐观且立场坚定，但是他反对匆忙构建"人类合众国"或"世界联邦"，认为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发达的世界公共领域的形成，尤其是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世界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比这两者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世界范围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这不仅会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而且会导致对于基本人权的侵犯。【摘要】权利是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由此，哈贝马斯为现代社会的权利确认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可公民通过商谈论的民主来确认和发展权利。但是按照凯尔森等人的法律实证主义的进路，实在法可能仅仅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发生效力。
它们是西方法哲学所讨论的核心范畴。主观权利观念的出现和广被接受则是对个人主体性的肯认，现代法律体系主要从确认和保护主观权利的前提得以形成和展开。
针对这种争论，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做出了独特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路径。对于某些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是否应进行干预的问题，在国际上一直存有争论。
在这种法律共同体中，施米特所强调的民族同质性并非是民族国家的内核和基础，相反，具有不同文化、语言和历史的民族和群体都可以包容其中，和睦相处。商谈论视域的民主要求公民采取交往与合作的视角和协商与沟通的姿态，但是这需要有自由的政治文化作为背景基础和发达的公共领域作为交往渠道。
